香港书号的书如何卖（“戏曲遗珠”的来源和出版）

马文大

《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内页图

《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首都图书馆馆藏的戏曲抄本总集《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以下简称《曲本》），是清代北京车王府收藏的戏曲、曲艺手抄本的总称，卷帙浩繁，内容宏富戏曲包括昆曲、乱弹、弋阳腔、吹腔、西腔、秦腔及木偶戏、皮影戏等；曲艺包括鼓词、子弟书、杂曲三大类，内含说唱鼓词、子弟书、快书、牌子曲、岔曲、莲花落、时调小曲等曲艺形式，时调小曲中又有马头调、叹十声、湖广调、南园调、鲜花调、乐亭调等曲调。

曲本中作品取材广泛，有商周以来的历史故事和传说，也有根据古典文学名著改编、敷演的剧本，更重要的是不少曲艺作品对当时的社会生活、风土人情有大量描绘，内容极其丰富已故著名戏曲艺术家欧阳予倩誉之为“中国近代旧剧的结晶，于艺术上极有价值”。

这部戏曲曲艺宝藏发现于1925年这部戏曲曲艺宝藏的发现是在1925年的夏天据琉璃厂的雷梦水先生在《学林漫步》第九辑中讲道，当时孔德学校的图书馆馆长马隅卿先生和著名学者刘半农先生，致力于收藏小说戏曲方面的旧籍，而琉璃厂东口宏远堂赵氏向他们推荐，“西晓市”有售卖自北京一个蒙古车姓王爷的府内流散出来的大宗戏曲小说。

崇文门外“西晓市”就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古玩城潘家园市场的“晓市”，都是贩卖者在拂晓时分进行古旧文物与书籍交易的场所马隅卿先生在《孔德月刊》上说：“这一批曲本，是十四年的暑假之前，买蒙古车王府大宗小说戏曲时附带得来的，通体虽是俗手抄录，然而几百几千种聚在一起，一时亦不易搜罗；并且有许多种，据说现在已经失传了。

十五年暑假中，承顾颉刚先生整理，编成分类目录最近因各方索问者众，爰在本月刊分两期发表”（《孔德月刊》1927年1月号）孔德学校是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为安置北大教工子弟而倡议成立的学校，马隅卿先生主持教务期间购买了大批小说戏曲方面的珍贵旧籍，后来都转入首都图书馆收藏。

《曲本》购买了两批，第一批入北京大学收藏，第二批入藏孔德学校图书馆，后来转入首都图书馆收藏车王府曲本第一批152函、2154册，其中戏曲783种，曲艺662种，共1445种，大部分是原抄本，仅有刻本数种，署京都泰山堂、宝文堂刻本，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顾颉刚先生曾整理目录发表在1927年1月的《孔德月刊》上；第二批230种、2360册，与孔德学校的其他藏书一起归入首都图书馆。

同一来源的戏曲曲本宝藏无意间被拆分两处，不利于研究和利用，首都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都希望曲本成为全璧首都图书馆历来以收藏戏曲文献著称，所以对补全曲本尤其重视上世纪60年代初首都图书馆与北大图书馆达成协议，安排人员互相抄补缺少的部分。

经过这次抄补，首都图书馆成为车王府曲本收藏最多的单位第一批曲本在中山大学还有一份抄录本顾颉刚先生在整理目录后不久离开北京大学，转而南下厦门、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他派人将第一批曲本录得全份，这就是后来中山大学所藏《曲本》的由来。

《民俗月刊》第四十五期（1929年4月）曾记载此事，也刊登了简目但是后来我们核对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和首都图书馆的曲本目录，却发现中山大学比北京大学、首都图书馆的曲本还要多出些许，尤其是同名剧，北京大学、首都图书馆只有一种，而中山大学是两种，不知当时的抄录情况如何，时隔几十年已很难考证。

除了这两批大宗曲本藏本之外，间有少量曲本流散于它处，如“碧蕖馆”“双红室文库”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处所藏曲本中，曾偶见原车王府藏本，但为数不多傅惜华先生“碧蕖馆”所藏20种曲本，我们经过比对，发现与北京大学、首都图书馆的藏本存在差异，是否即是车王府故物，尚有争议。

这样一批重要的戏曲曲艺文献宝库，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几十年深藏大库，无人问津上世纪90年代开始整理编辑出版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市民委的马熙运先生经常到馆查阅《曲本》中的子弟书，馆里安排对曲本做了调研，当时的馆长冯秉文先生建议整理出版《曲本》，于是成立4人小组，开始整理编辑出版工作。

我们的整理工作包括分类排序，编辑目录、索引，专家咨询，联系印制，校对修订，下厂监制，出版发布等戏曲文献的编辑工作专业性很强，我们组建了专家团队作为编辑顾问，当时邀请了著名戏曲作家、理论家翁偶虹先生、故宫博物院的朱家溍先生、中山大学的王季思先生、山东大学的关德栋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吴晓铃先生、吴祖光先生等老一辈专家学者，以及北方昆曲剧院的老艺术家侯玉山，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翔仲先生、戏曲研究所的马少波所长等。

这些老专家和老艺术家听说我们要整理出版《曲本》都非常支持，认为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我们多次上门请教几位专家朱家溍先生因为离首都图书馆比较近，经常自己骑车来我们组和我们一起给《曲本》的剧曲种做鉴定这套《曲本》整理出版时的书名，就是翁偶虹和朱家溍等先生提出的。

在馆藏卡片目录著录里这套曲本就叫《车王府曲本》，他们认为叫《车王府曲本》不妥，没有体现出时代特征最后和专家协商，一致同意定名为《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既表明了曲本的时代特征，也揭示了收藏者蒙古王爷的身份，并以此作为影印出版的书名。

1988年我们到中山大学向王季思先生请教王季思先生热情赞扬了我们的整理工作，说南方人搞京剧研究不如北方人，并欣然承诺为我们整理的这套书作序序是他的弟子王建执笔写的草稿，后来王先生在稿子上加上了“比之安阳甲骨、敦煌文书，它发现较迟，受人注意较少。

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有点像初露矿苗的矿藏、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开发前景必将更为可观”等语句，高度肯定了这部《曲本》的价值和地位，评价之高超出我们的预料翁偶虹先生家里我们也去过多次，每次拿着大摞的《曲本》去请教，哪些是高腔唱本，哪些是昆曲唱本。

很多戏曲唱本中既有京腔，也有高腔，有的还有昆曲曲牌，朱家溍先生将之定义为清中晚期出现的“昆乱不挡”时期的“乱弹”我们决定遵循朱老的建议，不用京剧的名称，改称此类为“乱弹”，以反映京剧在北京的发展与演变过程。

书即将出版的时候，我们请翁偶虹先生题词，翁先生欣然作诗一首：“车王嗜曲广搜求，铁网珊瑚历历收沧海遗珠光照眼，灿然骇嘱溯源头”首发式盛况空前此书由我们首都图书馆与北京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在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我们要把整理成册的稿件发往上海，经印刷厂制片打样出来后，我们再派人到厂校对稿件因为稿件数量庞大，工作时间很长当时是按两个人一组，轮流在上海古籍印刷厂校对，一个月轮换一次，年节都在上海住，这样前后持续了近一年，终于完成。

《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影印本每套共315函、1661册为了便于检索，我们编制了剧曲目目录和笔划索引、音序索引，与专家学者的题词合为第一函写来题词的名人包括王任重、刘澜涛、王光英、耿飚、程思远等，溥杰先生为本书题写了书名、书签。

著名篆刻家骆芃芃女士为曲本的出版篆刻了“首都图书馆珍藏”的印章，原石尺寸为5厘米×5厘米该印章钤于1990年首都图书馆和北京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的函套书签上1990年《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影印出版后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隆重的首发式，由北京出版社和首都图书馆联合主办。

为本书题词的名人和专家学者基本参加了首发式，盛况空前当时首都图书馆并没有图书出版的费用，是委托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外文部赵旸主任等帮助预售，中图公司预先支付了3套图书的书款，此书才得以顺利印制出版后来中图公司又委托日本丸善图书公司在日本独家发行。

此书的出版给首都图书馆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此，首都图书馆在国内外图书馆界率先走出了一条文献整理、开发的新路《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出版后，相关学者对于此书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学界基本确定车王爷是蒙古的车林巴步，住北京东四三条，后来家道衰落，变卖了家中的《曲本》。

此书的成书大约在清代道光至光绪年间，产生于中国昆曲艺术逐渐衰落、各地方戏曲兴起的演变时期，是研究近百年中国戏曲与说唱艺术的珍贵史料，也是研究清代王朝由盛转衰时期的民情、风俗、民族关系、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就京剧而言，早期形成过程中的剧目已大多失传；就弋阳腔而言，国内能演唱者屈指可数当时我们采访请教侯玉山先生，老先生已经98岁高龄了，仍然可以拿着我们带去的曲本把高腔唱出来，并且告诉我们哪些已经失传了此书收录的剧目，体现了“昆乱不挡”时期的演变过程，并保留着几十种已失传的弋阳腔剧目。

《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作品语言丰富，保留了很多当时流行的方言，文学艺术价值很高今年是首都图书馆建馆111年，1913年建馆之初，秉持鲁迅先生“启迪民智”的宗旨，馆藏以收录大量通俗小说、戏曲为特色，逐步形成颇具规模的特藏。

如今，《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影印本入藏海内外各大学术机构，成为研究中国戏曲曲艺的文献宝库，越来越多地得到广大专家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利用这批丰富的藏书，也成为首都图书馆古籍书库的镇库宝藏！（作者为首都图书馆北京地方文献中心原主任、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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